紀念與抗爭主體的消失?

夕岸去年在《端》發表〈被圍困的六四論述，需重新對接後冷戰的時代光譜〉，今年再看，還是挺喜歡的。若將文章對照到後來在港爆發的一連串事情，中美關係發展等，有些推測蠻準確的，但有些也不似預期。文章中有不少挺爭議性／挑機的觀點，如 “紀念與抗爭主體的消失”，圍繞六四紀念的所謂 “去動員” etc 他想指出悼念六四的”瓶頸”問題，如何能為記憶承傳找到活力？事實，文章關注的與今天語境也已有點不同，六四記憶在去年的運動找到一些新的接駁，不過，究竟是強化了”瓶頸”，還是找到新方向？這卻是另一問題。

何謂”紀念與抗爭主體”，他的文章這樣說：

／／圍繞六四的種種紀念，複製着這種去動員（demobilization）的邏輯。支聯會主導的燭光紀念，儘管每年都在試圖吸收新元素，其骨子裏的保守色彩是一成不變的。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對支聯會的批評不在少數，但多是從本土意識形態出發嘲諷其大中華主義，鮮有從左翼視角出發反對其議程的聲音。事實上，燭光紀念中體現的良心和團結，與歐美建制精英的精神勝利法是一脈相承的。它所宣傳的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無孔不入，和少數被臉譜化的異議者；它所包含的出於本能的恐共情緒，要遠遠大過對社會運動價值的認同感；它弱化歷史的抗爭色彩，將「中國」和「中國人」他者化，來反襯出香港社會的民主、香港人的堅持，特別是支聯會三十年如一日在推動民主中國上的莫大作用。這其中當然不乏真誠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