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意識的缺席 — 兩個以「亞洲」為主題的展覽
最近香港不約而同出現兩個以「亞洲」為主題的展覽活動，分別是由CHAT六廠策展人王慰慰策劃的「再紡東亞：邊織邊拆的網」與及由獨立策展人吳君儀策劃的「普遍與特殊：亞洲木刻群像」。前者規模較大，媒介以錄象、裝置為主，後者則聚焦在社會面向的木刻實踐。無獨有隅，兩展覽都嘗試探討「何謂亞洲？」的問題，並提問「我們之間」互聯對話的可能性。
對於兩展覽提出的「亞洲意識」所構成的影響？要回答這問題似乎仍言之尚早。不過，正如在「再紡東亞」的研討會上，熊本市現代美術館策展人佐佐木玄太郎指出「亞洲意識」在日本／九州漸漸失落的語境，又或是在問答環場談到，東亞各地的觀眾似乎對這問題存在不同程度的「距離感」，這又倒是個頗有意思的問題。
這裡所謂「亞洲意識的缺席」，其實是對照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亞洲意識」的高峰期；又是或在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日本和韓國的批判知識分子就「東亞」作出的熱熾討論。在這時期，台灣的知識分子也曾作出不少貢獻，比如陳光興教授提出的「亞洲作為方法」（2006)，一直獲廣泛引用至今。然而，隨近年東亞地區關係變得愈來愈緊張，各地的「邊界意識」正在增強，而橫向的「亞洲意識」似乎落於弱勢。
至於香港，「亞洲意識的缺席」又有它獨特的語境。儘管香港自許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近年不少新落成的文化／經濟建設亦以聯繫「亞洲」為目標，但其實相對於台日韓，「亞洲意識」在香港知識界的討論並不算多，這與它在城市出現的頻繁度亦顯然不成正比。比如，我們今天為何需要討論「亞洲」？連結「亞洲」的意義為何？甚至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下，「亞洲」之於「西方」，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以上問題關乎香港「亞洲意識」的文化政治意涵，但個人認為其討論仍尚待發展。
另一問題是，「亞洲意識的缺席」一方面是文化地理層面的「連帶感」問題，同時某程度上亦是一個「歷史感」 （缺席）的問題。因為「亞洲意識」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若這概念脫離其歷史發展的軌跡，人們很難開展其批判討論。然而，「歷史感」這回事其實正是香港文化的短板。或正因如此，雖然「亞洲」這詞即使頻繁地在香港的日常生活空間中出現，人們卻不一太關注這概念所隱藏的含意。
例如，「亞洲」（Asia) 這詞本來就是一個人為的認知單位，其源頭本來自古希臘人對「東方」的描述，到十六世紀末才由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翻譯到漢語。這概念其實內含某種「西方中心」的視角，仿佛歐亞大陸之間存在一道「想像的邊界」，而邊界外的紛異文明後來漸漸被歐洲人視作為區分你我的「他者」。在愛德華・薩依德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1978）中，他便詳細闡述這種「他者想像」如何塑造歐洲人的身分認同，進而強化自身的優越性。而在香港，「亞洲」的討論不常放在這一批判語境。
另一方面，在19世紀之前，「亞洲」這概念其實不甚流行，它一定程度上是人們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威脅及其現代化的工業能力下的一種回應。在這脈絡下，明治維新後期的日本漸發展出「亞洲主義」（又稱「泛亞主義」、「亞細亞主義」，Pan-Asianism）的主張，提出以亞洲內部的團結來抵禦西方，建立自身的發展道路。這想法後來亦影響到中國和韓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家。在此，儘管「亞洲主義」往後出現連串變奏，最終成了日本政客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方案最初包含跨民族、跨邊界，反霸權，反壓迫的政治想像，這其實對今天如何拆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矛盾／敵對關係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然而，回到「亞洲意識的缺席」問題，以上談及的跨地域／區域聯動的視角，其實正正是香港主流的歷史敘述中，較不常見或較受忽略的面向；傳統的本地歷史的書寫多是從社會內部出發的線性描述，再「從內到外」指出其延伸影響。相對而言，另一種視角則聚焦在區域之間的互相參照，是一種「內外比對」的敘事框架；後者的關注點不在於本地的獨特軌跡，而是一個較宏觀的區域脈絡，以探討各地域之間的互動互聯為目標；而這或就如本地學者羅貴祥教授所言，「香港的『亞洲』想像與記憶的目的，恰巧是要將所謂國族歷史的完整性拆解 […] 藉以重覓那些帶來改變的時刻與可能，來釐清既有的價值系統，建立本身的認知方法。」（2014）。